企业信息化测评理论和方法的转变
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 姜奇平
一. 聚焦于数字财富的理财新法
——发掘财务报表外的隐形资产之一:方法论
信息化的投入产出比,决定着信息化在企业战略中的位置。
当前影响企业信息化决策的主要问题,是找不到投入和产出的联系。一般方法,只测得出技术装备率、应用渗透率这些需要投入的方面,却不能和产出建立内在联系,将效益明确测算出来。
这就是著名的“生产力悖论”。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说过一段备受争议的话:“你可以在世界任何角落和生活的各个领域看到‘计算机时代’的影子,但是在经济统计年鉴上除外。”意思是说,投入的影响随处可见,就是在产出中看不出来。
经过专家反复研究,这个问题的症结和线索正在被找到。
原来,传统的会计方法有一个大问题,投入是按显形资产,产出是按财务报表。但这种方法,恰恰把信息化的独特之处掩盖起来了。作为非财务因素的隐形资产,如网络和知识,正成为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但却是传统会计报表的最大盲区。网络效应,无法用财务方法计算;而知识创新,又不属于显形的资产。二者都是无价之宝,因此也是会计无价可算的。王志东两次被逐,是典型的例子,显示出信息化智商(NIQ,National
Informatization Quotient)很高的人,非常容易成为现有会计制度的牺牲品。这丝毫不奇怪,传统会计报表,是建立在物质货币财富,而不是信息知识财富基础上的。在知识越来越成为主要资本的今天,如果一种涉及企业财富的主要计算方法,把主要资本漏掉了,对企业一定会造成误导。
因此,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除了以货币为中心的会计制度,还需要有以信息为中心的测评制度作为补充,才能对现代企业竞争力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信息化的投入产出之间,要有非财务指标衡量的隐形资产,包括社会资本和创新资本,作为中间状态进行转换。这是解析“生产力悖论”难题的关键。中国绝大多数企业都忽略了信息化的这个关键性的中间地带,这是导致企业信息化在技术和应用之间脱节的基本原因。
现在谈这个问题,还具有一层现实意义。如果能将企业内部隐形资产显现出来,并可以象对货币资本、厂房设备那样操作,无异于在紧日子里忽然凭空添加了一大笔资产,既不需要付给银行利息,也不需要归还本金,这不是一件对大家都有切实利益的事情吗。
在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N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Evaluation Center,缩写为“NIEC”)的组建过程中,我们在几千篇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探讨,理出一些线索,供人们在计算显形资产的会计报表之外,补充计算隐形资产的信息化测评方法作为参考。
信息化测评方法,是对传统会计制度的一场革命。
革命总需要有一个源头来闹起,让我们先从传统会计方法引起的悖论谈起。
1972年,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1972)研究团队生产的组织变迁时发现,团队生产的生产关系是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他们是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生产过程中的,这是难以观察和计量每个要素贡献大小的技术性原因。
正如两个共同用力将货物搬上卡车一样,虽然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搬动货物,但两三个人共同搬起货物并不表明每个人实际用了多大力气。因此,团队生产指的是:(1)生产要投入多种资源;(2)产品或产值不是每种投入要素的代数和;(3)生产力使用的资源并非都归某一个人所有。
这实际是一个网络问题。网络效应,不是各个节点的代数和。它的公式是1+1>2。梅特卡夫法则说的就是这回事。传统会计的公式是1+1=2,它顶多计算到代数和的程度,但算不出1+1>2中的溢出量。而信息化的产出,多半来自一加一“大于”的这部分中。网络,是传统会计制度一个明显的盲区。
深究起来,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传统会计,遵循的是牛顿力学的世界观,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整体就是局部的代数和。打个比方,按牛顿力学方法称一头大象,把它大卸八块,分别称重,然后汇总,即认为还原了整体。问题是,大卸八块的大象,已组装不回去了,因为生命没了。1+1=2,这个2是个死东西。牛顿的世界不考虑这个问题,在机械观中,活着和死的,是没有区别的。但网络的世界观(或者说信息化的世界观、生命科学的世界观)不这么考虑问题。它首先想到的是,不能把大象大卸八块,因为这八块之间的联系本身,正是生命之所在。八个1加起来,不是等于8,而是大于8。大于的部分,就是生命,就是网络效应。其实,信息化投入产出的世界观,实质就是这么回事。有网络存在,和没有网络存在,最大的区别,不在于节点的代数和,而在于节点之间的联系本身创造的价值。如果你计算信息化的投入产出,采用的算法,是有网络效应与没有网络效应结果都一样,那你就不是在算信息化,而是在算别的东西。
我们现在一提起信息化的投入产出,都是在用“大卸八块”法。先把构成信息化的要素,一一割裂后,罗列出来,算算有几台机器,有几个掌握技术的人,有哪几个环节应用了信息技术,……。问题是,一个个有投入的节点,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协同得如何,是内耗呢,还是1+1>2呢;是否产生了生命有机体那样的进化反应(即所谓“创新”)?这些都得不到回答。当然,传统会计制度,根本没有提供填答案的地方。因为它和牛顿力学一样,认为活的和死的,是没有区别的。
按传统会计制度计算信息化的投入产出,算漏的最大的两宗资产,一是社会资本,它包括(基于网络的)关系和信任,其中关系又包括企业内部关系、企业间关系、企业与客户关系等;二是创新能力,用熊彼特的说法,就是“企业家精神”,现代的理解,是对市场变化(挑战)的快速知识反应(应战)能力。对这些构成企业实战能力的重要因素的解析,传统会计制度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它们都是传统报表“看不见摸不着”的,而这些正是信息化长袖善舞的独特领域,这导致了非财务因素测评的兴起。尤其是在网络经济和知识创新日益主流化的形势下,后者大有反客为主的趋势。我们后面介绍的各种实战算法,都是对一趋势的跟踪。
取代传统会计机械世界观的,是与牛顿力学世界观相反的系统论世界观。从物理学中的探索“东方之道”的量子理论,心理学中的格式塔理论,哲学中的结构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都是与强调生命有机联系的系统论同源的。
我认为,解析信息化投入产出“黑箱”,需要有四个阶段:
一是基础设施指标——包括硬件投入和技术能力;
二是技术应用指标——包括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应用(渗透和扩散)。关键在于测度边际成本递减效应(节省费用,提高效率);
三是流程重组指标——包括社会资本(内部关系、企业间关系、客户关系)。关键在于是测度网络效应。
四是创新能力指标——包括知识创新(挑战与应战)。关键在于测度响应能力。
目前,这项工作进展到什么程度?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对信息化投入到产出之间这一段黑箱, 通过对社会资本和创新能力的测评来解析,已达到可操作的实用化阶段。
信息化测评,在会计基准之外,为人们加上新的准星,以聚焦数字财富。
二. 聚焦于数字财富的理财新法
——发掘财务报表外的隐形资产之二:关注企业隐形竞争力
隐形竞争力,是指构成企业竞争力的非财会因素。它相对于会计制度来说,是隐形的。相对于货币来说,是隐形的。也就是在投入阶段其价值不能直接以货币衡量,但本身确有价值且有实际增值贡献的要素。
比如说,每个企业都知道,关系很有价值,凝聚力很有价值,企业家精神也很有价值,同样有价值的还有企业文化、创新能力、知识能力等等,但同样每个企业也都知道,这一切从会计报表角度看,价值统统是0——是“没有价值”的!显然,这与事实不符,与企业的实际感觉不符。
企业信息化评价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使非会计价值审计与会计价值审计一样,一同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的科学仪表盘。
全球化、信息化越发展,非会计价值审计的问题就会越突出。因为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的研究表明,企业信息化与这种隐形竞争力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并具有内生联系。
首先要说明,在这里,企业信息化,不能仅仅定义为技术应用。因为技术应用,侧重的是技术是否到位,而不关注所涉及的“商务”的管理性质是否变化。这样的指标往往不问技术加上去,是固化原有管理,还是改变原有管理。无法排除以下这种歧义:电子是“新”的,商务是“旧”的,将新的“电子”叠加于旧的“商务”上,其中“商务”本身的规则可以不变。比如,将信息技术应用于金字塔式商务管理,分层管理规则不变,用技术去强化分层结构。这样的企业信息化,容易造成用新技术固化旧体制,承担不了改革的功能。我们所理解的企业信息化,强调基础管理改革的优先性,即根据“电子”(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实现从传统商务规则向新的商务规则的转变,比如,从金字塔式管理变为扁平化管理。它问的是“商务”本身是什么样子,是否符合先进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调整的要求。
信息化的“商务”,与非信息化的“商务”,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我们在《发掘财务报表外的隐形资产(一):方法论》中,曾强调,传统会计,遵循的是牛顿力学的世界观,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整体就是局部的代数和。1+1=2,这个2是个死东西。活着和死的,是没有区别的。但从信息化角度,不这么考虑问题。有网络存在,和没有网络存在,最大的区别,不在于节点的代数和,而在于节点之间的联系本身创造的价值,在于1+1>2中“大于”的部分。如果你计算信息化的投入产出,采用的算法,是有网络效应与没有网络效应结果都一样,那你就不是在算信息化,而是在算别的东西。
信息化管理,通俗地说,就是1+1>2。其中这个“大于”,意味着两件与非信息化管理有区别的事情,一是意味着网络协同效应,强调协同的优先性,从单纯面向职能,转向以职能转变为基础,以流程重组为导向。用张瑞敏的话说,叫“变职能为流程”。“大于”在这里,意味着价值来自协同。二是意味着网络生命效应,强调创新的优先性。从非学习非适应型组织,转向学习型适应型组织。“大于”在这里,意味着企业象生命体一样,迅速适应,不断进化。
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具体化一下:到底什么东西,什么价值,是可以从网络效应中算出,而在传统会计制度下算不出来,把握不住的?我们在研究中惊奇地发现:所有非财会审计因素,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统统都非常“巧合”地指向“>2”这一点。
财会标准和非财会标准,第一个界限在于是否能用货币衡量,而不在有形无形。信息化测评,是以信息为基准,而非以货币为基准。二者的维度不同,但可以转换。第二个界限,在于区分不同的无形资产。用财会标准,可以衡量有形资产和“有形的无形资产”,我们把可以用货币衡量的无形资产,称为有形的无形资产;而把无法用货币精确量化的无形资产,称为无形的无形资产。前者涉及的是专利、商标等,后者涉及的是诸如凝聚力、社会资本、创造力等,后者才是信息化管理区别于非信息化管理最独特的东西。第三个界限,在于涉及的竞争力,是两种不同语义的竞争力。科学管理把握的,是核心竞争力,信息化管理把握的,是协同竞争力。前者是职能竞争力,即强化独立单位的功能就可以获得的竞争优势;后者是流程竞争力,即必须依靠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协同才能产生的竞争优势。前者是机械的,后者是有机的。信息技术应用,当然也可以强化核心竞争力,如单机CAD的应用,但它真正独特的,不同于工业型技术的作用,或者说擅长,还是在于降低协同成本,强化协同竞争力。无形的无形资产也好,协同竞争力因素也好,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以1+1>2的网络效应为基础,类似于中医说的“气”。
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什么样的管理,适合从管理“器”,到管理“气”。器相当于职能,是部门(器官)的功能;气相当于流程,是功能与功能之间的联接。会计制度是一种“西医”,长于把握分工剥离的“器”。而“气”对于西医来说,是一种不规范的东西,无迹可寻,用“科学管理”意义上的传统管理操作手法把握不住。就象牛顿力学把握得住“粒”,但把握不住“波”一样。但如果换成中医,一切就简单了。因为中医,是专门把握气的。信息化管理,就是管理中的“中医”。信息化当然不是否定西医,独尊中医,而是要中西医结合。现在的问题,是不承认“中医”,或“中医”没理论,不系统。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硬上企业信息化,就非常容易出现两种硬伤:一是技术与管理两张皮,造成CEO和CIO的矛盾,花钱买罪受;二是用新技术固化旧体制。总之,吃亏的都在“商务”上。久而久之,企业就会对新技术的应用产生反感。
下面,我们从商务的角度,而不是从电子的角度,归纳一下,在发达国家企业实践中已总结出的,与信息技术相配合的商务管理的价值测度指标的类型。它们属于虚拟资产审计,或叫信息化管理审计。这些标准,与传统工业化的会计标准及其管理原则,具有一定的相斥性,属于新“商务”范畴。它们切入的角度各有不同,但描述的对象,是一致的。通过了解它们,我们可以在很实的操作层了解到,所谓电子商务中的商务,绝非保守人士说的从传统产业照搬的“水泥”,而是与水泥方向相反的“商务”。
第一类指标:组织指标——“网络协同效应”类指标
共同特点,是这类管理离不开网络。当然不一定非是互联网。不过,互联网是发挥这类管理的最理想的基础设施。
1、外溢效应型指标:聚焦于如何利用资源、技术的“外部性”,即1+1>2中的“大于”号。此商务与彼商务的不同在于:旧商务回避外部性,会计制度不计外部性,新商务积极利用外部性,信息化审计计算外部性。典型商务应用领域在企业信息资源利用,知识共享和技术扩散等。
2、网络协同型指标:包括价值链管理。聚焦于产生企业间网络效应的组织与合约特征。主要应用于虚拟企业,企业联盟等方面。从根本上突破了会计制度的产权理论基础,这类指标描述出非“明晰产权”条件下企业合作的深浅尺度。
3、社会资本型指标:包括结构资本。聚焦点是“关系”和“信任”。社会资本理论又叫社会网络理论,特点是从人际网而不是从技术网角度解读信息化。它的隐含前提是社会人假设,这一点与旧商务依据的经济人假设很不相同。这类指标可以成功解读企业关系网和诚信的量化价值,而这正是会计制度所短。例如,它可以揭示出网络与诚信之间的奇妙联系(降低机会主义概率),比较出血缘关系网与公共关系网的商业利弊。
4、团队协作型指标:聚焦于组织中人际关系协同。测度人际关系的经济价值。
5、虚拟企业型指标:聚焦于虚拟度问题,是明晰产权的负指标。不光适用于企业间合作,而且可以评测企业内部,企业与客户间合作水平。
6、客户关系型指标:专注于企业与客户间关系的绩效评估。
7、企业文化型指标:聚焦于企业非正式组织和结构类型。资源排列组合,整合资源,
8、流程重组型指标:包括集成管理,集中于企业内部管理,特别是打破职能界限的效益。可以测出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之间的递变趋势。突破了传统管理理论有限理性的部分结论。
第二类指标:组织目标指标——网络生命效应指标
共同特点,是不再聚焦于组织的手段,而是聚焦于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之间的统一;聚焦于人的自我实现和组织的进化。
1、竞争能力型指标:聚焦于有机组织综合能力的获得与释放。
2、知识管理型指标:包括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本。聚焦于作为生产要素的知识的自组织和自激发。
3、技术创新型指标:聚焦于组织的创新机制。
4、决策理论型指标:聚焦于组织目标的实现。
5、企业仿生型指标:包括灵捷组织,聚焦于组织的生命特征。
我们将会在以后,陆续将这些方案具体介绍给大家。
通过企业信息化测评,人们将惊喜地发现,把握隐形竞争力,不再是企业天才的事情,而是任何一般智力的人,按操作规范可以把握住的事情。你的企业,也将因此而平添另一半财富。这是每个老板梦寐以求的事!
三.如何测度社会资本——发掘财务报表外的隐形资产之三
网络靠什么赚钱?
简单地回答,靠商务,或是靠电子,都是缺乏意义的。我们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分析。
我们注意到,每次革命,最终总是通过增加新的资产品种,才使赢利成为稳定的事情。比如,从游牧时代进入农业时代,土地是新的投入品;工业革命时期,用于购置流水线设备的私人资本是新的投入品。新技术和商务的结合点,总是某种具体形态的新资产。那么信息时代呢?如果总是把电子与商务当作各自独立的事情,不深入到产权一级对资产的分析,永远也抓不住赢利的实质。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必须发掘新的资产品种,并对之进行可操作化的管理和测度。
社会资本(又叫“社会网络”),就是这样一种把“网络”和“效益”联系起来的新的资产品种。
社会资本:一种新的资产品种
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私人资本而言的
世界银行环境局研究报告《扩展衡量财富的手段——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中,专门辟出一章探讨社会资本评价指标,题目就叫“社会资本:被遗漏的纽带?”
按照世界银行的观点,社会资本是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起进入发展过程中的一项投入。在宏观水平,社会资本成为生产函数中的第四类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同处在于,它既是消费品又是投资;但区别在于,社会资本只能为一个群体所获取,具有公共品的特性。
社会资本有一个奇妙的性质,使它看起来好象专门是为网络而存在的,因此成为网络经济独特的资本品种。这就是:这种资本,越共享越多。它与梅特卡夫法则(网络价值不在节点,而在关系)暗合。不妨回想一下,工业经济的资本投入品中,没有一样是具有这种性质的。
比如,人际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本。你与别人共享的合作关系越多,你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关系这种财富,存在于共享形态中,是你与朋友分享的。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实际并不确切。只有一个朋友时,确实只是多“一条路”。但随着朋友数量(节点)增加,路(商业机会)是呈指数增长,而非算术增长的。可见,关系的价值,完全符合梅特卡夫法则对技术网络的定义。同时,关系是交互的,不是单向的。比如,你不能只利用别人,不让别人利用你。那样的话,关系就无法持久。关系这样一种社会资本,从“商务”角度看的人际网络性质和互惠互利性,与从“电子”角度(如TCP/IP角度)看的分布式计算和交互性,完全是一回事。关系,是“电子”与“商务”水乳交融的产物。
再比如,信任,也是一种社会资本。它同样具有共享性和交互性。信任你的人的圈子越大,信任越值钱;信任必须是相互的。这种商务特点同样正好与TCP/IP的技术特点呼应。
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技术及其相对应的资本品,就不具有社会资本的这种特点。它必须通过专有(资本不与利益相关者分享)和单向产生利润(只能是老板赚工人的,不可能是工人赚老板的)而存在。二者的赚钱路子,不可能是一样的。
今天的中国网络界,有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众多高手谈了半天网络赢利,连最基本的社会资本是什么都不知道。这就好比一群地主对着牧马人吹牛,可以用农业赢利,却连土地是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作为一种新资产品种,必须有充分立得住的商业功能和制度功能
社会资本的商业功能,表现在它可以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和协调成本,增加交易机会,实现网络效应。社会资本可以替代正式契约,省却正式缔约的成本。比如,你与信得过的“关系户”达成一单交易,同与陌生人达成同样一单交易,过程肯定要简单得多,上当的可能肯定小得多。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在资源配置上,具有提高协同效应的优化作用。
世界银行对于社会资本为什么可以象土地、货币那样成为投入品,并带来效益,提供了三个理论根据:
一是信息共享:在一个鼓励合作行为和企业间信息共享的透明过程中,建立一种互动式的认识(mutual knowledge),减少不确定性,把正式制度内在化,从而达到强制履约的效果,减少了签订契约的费用。
二是行动协调:经济部门互不协调或是投机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作为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如法律的失效,使市场失灵,而团体通过在各个个体之间建立反复的相互作用来减少投机行为,可以加强信任(Dasgupta1988)。
三是共同决策:这是提供公共品和管理市场过程外部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更好地分享能够对更好地协调提供刺激,这样便提高了每个人的生产力。即在网络条件下,越公平,越有效率。
社会资本的制度功能,在于它可以用市场的方式实现企业的组织功能。网络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第三态”的组织制度。“第三态”的特殊之点,正在于社会资本这种新资产的制度性质。将网络制度中的社会资本与市场制度中的契约及企业制度中的产权比较一下,规律是:市场的交易费用高,组织费用低;企业的交易费用低,组织费用高。社会资本是交易费用低,组织费用也低。萨克森尼安研究硅谷与128号公路模式的最大发现,就是社会资本的这种制度功能。硅谷中的华人和印度人,取得商务成就的制度背景,就是以协会这种“关系”和“信任”的制造工厂,替代了市场制度和企业制度,节省了交易费用,增进了商业机会。
社会资本测评:世界银行方案
社会资本如果只是停留在学术研究阶段,而不能进入银行或会计制度之内,就好比有了好武器却迟迟不能用上阵地一样。好在世界银行首先注意到了一个问题。正在把掌握社会资本,从只有天才掌握的艺术变为人人可操作的技术。
世界银行的研究,对于为什么有必要在正式的财会制度之外,对社会资本进行测度,给出了回答。认为,社会资本在全面平衡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内部性与外部性的关系等方面,弥补了资本投入产出关系中的灰色地带。
世界银行采用了一些在经验性研究中实际使用过的指标,来评价社会资本。依据外延由窄到宽的几种社会资本定义,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指标,主要测度横向社会资本。世行称为平行性联合(horizontal association),理论基础是普特南提出的最狭义的社会资本定义。这个定义中的关键特性是,促进联合成员为共同利益而进行协调和合作。
指标包括:联合和地方机构的数量和类型、贸易联合会内部的信任程度、会员的范围、对社区组织程度的认识、参与决策的范围、对支持性网络的依赖、协会内亲缘关系的均一度、协会内收入及职业的均一度等。
第二类指标,主要测度纵向社会资本。它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资本的第二种同时也是更广泛的概念,即库尔曼提出垂直性联合(vertical
association)。垂直性联合的特点是等级关系和成员之间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这种观点最大限度地抓住了社会结构以及监督人际行为的全部规范。
指标设计的思路是,直接估算社会资本的特定组成对经济增长、投资或公平的影响。如:团体或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作出贡献使市场产出更有效(通过减少信息或激励的问题),团体或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最优”数量的公共品(通过共同决策较为有效),行业团体在解决信息和激励问题时所起的作用(是否可以在简单透明连贯的法律环境中使契约得以执行),作为取代保障财产权和契约的正式机构的替代品的信用对增长的作用等等。
第三类指标,考察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分裂对经济成果的影响。我国也有类似的研究,如汤发良的《我国企业内部冲突状态的评价测度模型》,分析企业微观水平上影响企业凝聚力的企业文化因素。
第四类指标,依据的是最广义的社会资本定义,理论基础是诺斯和奥尔逊提出的集合社会资本(aggregated social capital)概念。广义社会资本理论,将正式制度当作为社会资本,意即正式制度是向系统提供公共产品的资本。它包括了正规的制度关系和结构,诸如政府、法制规范等。评价思路是,看政府在保障财产权和管理经济过程的外部性(包括公共品)中的经济作用。对契约执行、没收财产的风险、腐败等都要进行测定。
世界银行的社会资本评价指标,特点是权威性(具有依据经典理论定义)、正统性(世界银行)和宏观性(面向国家和地区)。至于如何从微观上测度企业社会资本,并将它与效益结合起来,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前沿问题。
企业社会资本评价指标的设计
边燕杰、丘海雄在《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提出了一个适用中国企业的社会资本指标体系,
首先,从企业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三方面,概括企业社会资本。针对中国的情况,设计了3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过职。我们的假设是,企业法人代表曾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职意味着企业的纵向联系有优势,反之则不占优势。我认为这个指标有点牵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如改为测度法人代表在行业自律组织中的地位。
第二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跨行业的其他任何企业工作过及出任过管理、经营等领导职务。使用这一指标的假设是,企业法人代表若有上述这种经历,表明该企业的横向联系占优势,反之则不占优势。
第三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是否广泛,是一个定序的主观评价指标;广泛者的企业则在社会联系上占优势,不广泛者的企业则处于劣势。
同一方案还使用了间接测度企业社会资本的两个替代性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的教育程度。社会分层和管理科学的研究证明,教育程度是能力的前提,与能力呈正相关(Blau和Duncan,1967;Lin和Bian,1991;Lou和Qiu,1997)。为此,他们假设,企业家的教育程度越高,企业的社会资本量可能越大。
第二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社会资源理论认为,地位越高,发展社会联系越容易,涉取资源的能力也越强(Lin,1982)。这个理论启示我们,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越高,其发挥能动性、变动机为实效的本钱就越大,因而其社会资本量也可能越大。
根据边燕杰、丘海雄在一家长期进行追踪研究的企业收集的资料,企业总产值中约有3%是用于企业的交际费用。企业参与管理协会,付出会员费和时间,实际上是社会资本的投资行为。
对未来的进一步研究, 边燕杰、丘海雄建议使用3个企业家能动性变量。
第一,企业家对发展和运用社会资本的意识的强度。
第二,企业家对发展和运用社会资本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量。
第三,企业家对发展和运用社会资本的资源投入比率。
边燕杰、丘海雄这个方案涉及8个指标,特点是对社会资本存量,进行了较细刻划。但如何对社会资本流量进行测度,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在其它一些研究中,还提出了与关系和信任有关的另外一些指标,如营销对象、营销项目、营销网络分布和价格优势状态等信息在内部是否公开透明及透明程度,是否与企业供应商实时共享本企业产品的质量报告、顾客反馈,是否与相关业务伙伴实时共享过程质量控制,是否与相关业务伙伴实时交流产品种类和数量的变化,以及企业成员罚款记录、工厂或企业违反规章制度或接到改进工作警告的次数等等。都是可以参考的。
社会资本,本应成为企业信息化的一个核心概念,成为网络时代增进企业竞争力的新资本。但国内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当前,缺乏社会资本,正是“中关村问题”的症结所在,是IT业产生不了硅谷、传统企业信息化效益低下的主因。将来与国际接轨后,按世界银行说法,人家企业的生产函数中有四类资本,我们只有三个,少了一大类兵器,如何竞争?望大家深思这个问题。
四.“信息水平”:信息化2.0版的策略
《信息水平》(Information Proficiency)是号称“信息巫师”的托马斯.巴克霍尔兹(Thomas J.Buckholtz)的一本堪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并称的名著,它讲的实质是“智商化生存”。
日本山崎浩二评价这本书是“信息时代的一个转折点”。
“信息化1.0版”与“信息化2.0版”的比较
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下一步的十字路口有四种选择,信息生产力+信息化管理(思科模式),信息生产力+传统管理(传统IT模式),传统生产力+信息化管理(实业网络化),传统生产力+传统管理(单纯工业化)。“信息化1.0版”,主要是前二种方式带动的;“信息化2.0版”,越来越进入对后二种方式的攻坚阶段。
信息化1.0版解决了是否接受信息技术革命,是否接受信息生产力问题。但它没有解决是否接受信息化管理方式的问题。尤其在DOTCOM资本运营受挫后,信息化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在许多人眼中,更成了未经证实的可疑东西。而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离开管理变革,只会形成技术与业务的脱节。这个问题开始突出起来。
信息化2.0版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应当是改革造成技术与应用脱节的传统产业的生产关系、管理方式,来为信息生产力的注入创造条件。为此,要扫清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障碍,建立与信息和知识作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体制和管理条件。“网络为改革提供新动力”,应当成为信息化2.0版的时代强音。
智商化生存的实质,就是全面引入作为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的信息化体系。通过信息水平模式这种经济透明化的管理方式,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关系、利益关系。用前进中的利益,一步步替换掉落后的利益。信息水平模式并不是信息化2.0版的全部,但它是一套基准(benchmark)。有了这个基准,信息化2.0版就可以更准确地瞄准靶心:管理与改革。
人类对信息化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最初,只当它是船坚炮利,将它称之为“信息高速公路”。很快,人们发现技术设施只是信息化表层(“用”这个层次)的东西。人们在故纸堆中发现,早在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ILA)主席保罗·泽考斯基提出了一个叫“信息素质”(Information
Literacy)的概念,这倒是一个可以反映“体”这个层次含义的概念。1995年,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又总结出信息能力 (information
competence)的概念。托马斯.巴克霍尔兹的Information Proficiency概念,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他们共同将管理的重点,从客体(产品质量、服务流程),真正转向了主体(对人的知识管理)。把数字化生存,升级为一套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管理体系。
相对于言,数字化,只是工具、装备和手段上的信息化;智商化,是数字化的内化,或者说人的信息化。它将数字化的神髓深入到人的管理这个骨髓中。举个例子,扁平化管理,是网络技术在管理上的反映,作为管理方式的扁平化,没有网络也能存在(当然做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这种独立于网络技术的扁平化,是可以深入到人的骨髓中的东西。所谓智商化,是按信息化的生产方式全面塑造企业和人的素质。把新的生产方式变为可操作的综合素质管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专家评价说:“信息水平的模式将综合素质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的中心观点集中于人们在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机会上:通过高质量的决策以确定目标,并通过执行这一决策而达到目标。”
把Total Quality Management译为“综合素质管理”,是一种很好的译法。实际已改变了“全面质量管理”的内涵。将它升级为iTQM。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信息水平模式,被称为“继’企业流程再造’和’全面质量管理’之后又一个管理科学的新概念”。这是信息革命中提出的第一套独立的、属于自己的管理理论。是信息化2.0版的管理武器。
表1:信息化1.0版 与2.0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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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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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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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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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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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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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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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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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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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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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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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信息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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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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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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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化,规则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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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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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导致管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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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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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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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有行业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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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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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是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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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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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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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形资产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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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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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和知识为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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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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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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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还是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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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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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还是扁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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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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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于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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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要添设置,花钱,跟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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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领导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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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要通过信息化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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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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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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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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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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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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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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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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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了多少机器,在多少环节上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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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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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少人零磨擦协作,应战速度有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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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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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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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只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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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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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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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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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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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就是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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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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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是一个综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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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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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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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引发产业革命,引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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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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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产关系调整和改革解放生产力,提供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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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化的源流
“智商化生存”说的“智商”(我用iQ,以区别于传统的IQ),是指信息素质水平。
严格说,它是一种新的管理方法,即iTQM。同时,它又是通过iQ(信息化指标 Informatization Quotient,或互联网经济指标Internet
Quotient)提高信息水平Information Proficiency(或信息素质Information Literacy
、信息能力 information competence)的方法。
托马斯.巴克霍尔兹作为美国前国家公共服务署的首席信息官,美国“信息水平”工程的首创者,其研究成果不是个人兴趣之作,而是一套有实践基础的正规方法。当然,《信息水平》并不是从信息素质角度评价信息化的唯一方法。美国《21世纪工作技能报告》、美国劳工部获取必须技能部长委员会报告、英国政府“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目标”、日本文部省“信息教育学习指导要领”、澳大利亚信息化社会关键能力,还有思科的网络就绪指标等,都不约而同采用了这种方法。
其中,《21世纪工作技能报告》的框架最为合理,主要是它将信息素质或信息水平,划分为信息技术技能,信息化应用技能,信息化组织能力,信息化创新能力四个层次。信息化技术技能,是指运用计算机和网络的技术能力。信息化应用技能,是指以信息技术手段,将信息资源与工作目标结合的能力。信息化组织能力,将信息技术转变为内化于组织流程的管理方式,产生网络协同效应,是一种融会贯通的能力。信息化创新能力,是在信息技术、信息应用和协同组织基础上,与市场需求紧密快捷结合,产生创新效果的能力。
但《信息水平》的基础理论比其它方法强,最突出的特点,是把信息能力同管理及管理的核心问题联系在一起,使之体系化。这个核心问题就是“通过高质量的决策以确定目标,并通过执行这一决策而达到目标。”反观在信息化1.0版阶段盛行的工具论,最大的弱点正是把信息技术只作为工具,而与管理的核心问题偏离。《信息水平》等于说,技术不是技术,它就是管理。有趣的是,《信息水平》采用的是一套打着传统的旗子反传统的战术,这点与《信息规则》正好相反。好像在跟传统人士抬杠:你不说我们只懂技术,不懂赚钱吗?我通篇就只谈赚钱,只字不谈技术。这点与思科的战术一模一样。这是一种升级到“2.0版”的战术。
表2:信息化指标构成要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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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工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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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水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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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网络就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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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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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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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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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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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能力(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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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政策法规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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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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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与信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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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能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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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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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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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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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信息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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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能力(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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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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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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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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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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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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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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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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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出,信息化1.0版和2.0版的政策导向的重心是不一样的。
信息化1.0版(数字化阶段)聚焦于技术和技术应用。
在大量的研究中,人们对国家、地区、企业和个人信息能力,主要是从技术和技术应用这两个角度去衡量。关心的是技术的普及率和覆盖率。由于没有取得与生产方式和管理的变革的同步,带来的典型矛盾,是CEO与CIO的冲突。企业投资信息技术,花了钱,却看不到效益。普遍出现这种现象,跟人们的管理理念中,缺乏网络协同和知识创新的维度,有内在关系。
信息化2.0版(智商化阶段)开始注重组织协同和创新能力。
把组织协同能力和创新能力加入进来,人们会发现,信息化不是外在于企业业务的东西,“通过高质量的决策以确定目标,并通过执行这一决策而达到目标”,是信息化内生要求。人们进而发现,衡量信息化人才的尺度,不仅仅是受教育程度,更是一种协同能力、持续学习能力、反应能力和创造力的综合。在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中,管理改革和制度创新,由此得到有效的聚焦和定位。
当信息化真的进入传统产业时,认为可以避免革命的想法,认为只是工具改进的想法,都是天真的。信息化2.0版,意味着一场管理革命,一场调整利益关系的改革。
信息水平模式,意义不在其具体形式,而在于它是一个综合的体系,把人、企业、社会整体纳入信息化之中。使信息化真正成为“覆盖全局”之举。
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信息化由“用”成为“体”的过程。2.0版的历史本质,就是把现代化从用,升级为体。从而完成1.0版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
这就是信息水平最终要达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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